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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明朝女裝服飾的文化內涵

發布時間: 2021-05-18 21:42:38

Ⅰ 明朝服飾文化特點

方巾短衣、盤領衣
是明朝男子的一種常見服飾,明初期由於條件非常艱苦,大部分的男子是按照政府的規定來穿青衣,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粗布製成的,材質肯定是好不到哪去,在北方,由於氣候的因素,很多人就穿盤領衣。明初期,政府對於民間男子的穿著要求還是非常高的,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按照法令來穿衣。所謂的盤領衣,就是一類圓領長袍,這在古代的服裝裡面還是很常見的,明朝由於是建立在蒙元的基礎上,自然就沾染了不少游牧民族的風氣,連初期的明朝官場都殘留著不少前朝風俗,民間受到的影響同樣很大,有很多人都喜歡穿胡服,朱元璋在建國的時候,就是打著驅逐韃虜這樣的旗號,他當然不會否定自己的建國理念。

Ⅱ 明朝服飾有什麼特點請教一下,仔細一點OK

明裝與唐裝相比,在於衣裙比例的明顯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長,逐漸拉長上裝,縮
短露裙的長度。衣領也從宋代的對領蛻變成以圓領為主。明代女裝上衣是三領窄袖,身長三尺有餘,露裙二三寸,即所謂「花冠裙襖,大袖圓領」。當時揚州流行一
明朝服飾
種新式樣:女衫長二尺八寸,袖子寬一尺二寸,外護袖鑲錦綉,冬季鑲貂狐皮。裙裝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淺淡;崇禎時期提倡白色裙。裙邊有一、二寸綉邊。明初裙寬為六幅,明末時發展為八幅、十幅。裙褶十分盛行,有細密褶紋,也有大褶紋。褶紋裝飾十分講究。有一種名為彩條裙,每條選用一種顏色緞,每條色緞上綉出花鳥紋飾,帶邊鑲以金線可成為獨立的條帶,將數條這樣的各種彩條拼合在腰帶上,就成為彩條飄舞的裙子,因此取名「鳳尾裙」。有的還將整塊緞料用手工做成細褶紋,取名「百褶裙」。一種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還有一種特殊式樣的帔子,由於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這種帔子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得此名。到宋代將它列入禮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較為普遍,它的形狀宛如一條長長的彩色掛帶,每條霞帔寬三寸二分,長五尺七寸,服用時繞過脖頸,披掛在胸前,由於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墜子,因此越發顯得挺拔高貴。
命婦服飾
古代留存至今的資料中,大部分是宮廷中命婦著裝形象。命婦著霞帔時,在用色和圖案紋飾上都有規定。一般在大紅底色的大袖衫上披掛霞帔時,要用深青色綉花霞帔,品級的差別主要表現在紋飾上,如下分別列數。
一、二品命婦霞帔用蹙金綉雲霞翟紋(即長尾山雉)。
三、四品命婦霞帔用金綉雲霞孔雀紋。
五品命婦霞帔用綉雲霞鴛鴦紋。
六、七品命婦霞帔用綉雲霞練鵲紋。
八、九品命婦霞帔用綉纏校花紋。
明代的褙子的紋樣與霞帔在品極差別上基本相同,只是八、九品命婦用團花,不用纏枝花。明代使用褙子面很廣。按身份來分有兩種類型;貴族使用的褙子,在禮節性場合為合領大袖對襟形式;平民做為常服就採用直領小袖對襟形式。
還有一種出自元代的無領對襟馬甲,又稱"比甲",是宮廷中皇後的專用服式。後來逐漸傳入民間,擴大了服用范圍。比甲盛行於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婦女的偏愛。這種"比甲"從形式上看與隋唐時期的半臂有淵源關系,後來清代出現的馬甲,就是這種比甲的變形。
明式服裝的另一個特色是襟上佩佳飾物,並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種 飾物。其中垂掛在胸前的叫"墜領";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來有響聲的叫"禁步",這些佩飾統稱叫"雜佩"。另有一種特別的佩飾,是在一條金鏈上,以環相連掛著四件小物件:即鑷子(是一種一頭固定,一頭張開的鐵制小工具用以夾取細毛之用,人稱"毛鑷子")、牙簽(剔牙之用)、耳挖子(挖耳用的小勺)和小刀,均是些婦女的生活實用品。
《明會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書,其中記錄貴族女裝用料均為"各色紵絲綾羅紗隨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則受限制,即便是禮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並且禁止用金綉,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綠色和桃紅色等淺淡的顏色,而禁止使用大紅色、鴉青色和明黃色等濃艷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年還規定,商賈之家只能用絹布制裝,農家可以使用紬紗和絹布。
明代男裝以方巾圓領為代表形式,儒生所著襕衫與當今舞台上京劇書生的服飾極為相似。其特點是寬袖、皂(黑)色緣邊,青圓領、皂絛軟巾垂帶。腳夫和搬運工則著青布衫褲,青布長手巾,上衣沿寬邊,足著草制的靸鞋。官服是雲緞圓領袍,另有外加雲緞外套的穿法。這種袍長離地一寸,袖長過手,袖椿(指袖身)寬一尺,袖口寬九寸,足著大紅色履為典型式樣。

Ⅲ 分析中國明代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服飾所體現的不同文化內涵

中國明代服飾體現的是儒家文化,重視人的道德規范和修養;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服飾體現的是西方人文主義思想,重視人性解放和個性發展.

Ⅳ 明朝服飾的特點折射出怎樣的時代特徵

明朝服飾表現出人文主義的生活觀 ,折射出崇尚人文精神的時代特徵。

Ⅳ 明朝服裝特點

大明王朝,是中國市民氣息最濃厚的一個朝代。從現今流傳的明代文學作品和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到明代的服飾文化也達到了一個比較發達的水平。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下,中國古代女子的美容,十分強調含蓄,重視內在修養,「濃纖得衷,修短合度」一直成為美容的典範。

明代雖然審美觀已較為寬泛,但中和、適度的美還是最受推崇。在體型上,「豐肉微骨」再次受到重視。

明代開始,扣子大量運用,材質有金屬、玉石等。有扣的對襟長衫,是明代婦女的常服。

漢服演變圖

另一女子常服,上著大襟短襖,下穿馬面裙,裙身中間有一寬條,類似「蔽膝」的演變,腰部多加細褶,後來褶子越來越多。

漢服發展到明代,最突出的特點,是以前襟的紐扣,代替了帶結。但是,扣了主要用在禮服上,常服很少使用,明末普及。

紐扣,並非源自明代,從元蒙時代的辮線襖子腰圍部分,就有釘紐扣的形式,紐扣應當源自中國少數民族,明代開始流行。

明代女服,與唐代相比,衣裙比例明顯倒置,。由於明代中後期,氣候變冷,一年中寒冷的時間比較長,於是上衣逐漸變長至膝蓋,裙子也不可能再束於上衣之外,而是被上衣遮蓋,此即「襖裙」。

明代漢服的中衣,還有一種類似今天的立領,由扣子扣住。

明代女子的妝容,一改唐代那種上翹羽毛狀的眉形,轉而推崇細長彎月狀的翠眉,化妝在精細上著眼,強調「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眉黛煙青」。

Ⅵ 明朝人們的服裝是什麼樣的

明朝時的衣飾,專指這段時期的漢服,即明制漢服。明太祖朱元璋根據漢族的傳統,「上承周漢,下取唐宋」,重新制定了服飾制度。

中後期更出現了前代未見的形制款式如立領,以及於一件衣服的顯眼處大量使用鈕扣。至清朝期間逐漸被禁止,但仍有少數款式和特徵流傳至今。近代至現代朝鮮族、琉球族、京族的民族服飾(韓服、琉裝、越服)亦深受明朝服飾影響。

(6)淺析明朝女裝服飾的文化內涵擴展閱讀

明代的男裝,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寬大長衣,頭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頭巾。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種六瓣、八瓣布片縫合的小帽,看起來很像剖成半邊的西瓜。本來是僕役所戴的,但是因為戴起來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來。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

明代的貴婦多是穿紅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婦女只能穿桃紅、紫綠及一些淺淡的顏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長裙,腰上系著綢帶,裙子寬大,樣式很多,像百褶裙、鳳尾裙、月華裙等。

Ⅶ 有關明朝的文化,例如服飾。

明代服飾
明代服飾是中國歷史上「漢官威儀」的集大成者。明初廢棄了元朝服制,並根據漢族人民的習俗,將服飾制度作了重新規定,這就從指導思想上確定了明代服飾要恢復與體現漢官威儀——即中國漢民族的古制、封建的等級與尊卑貴賤。明代對帝後、文武官員、庶民服飾的樣式與尺寸、衣料、帽頂、綉樣、色彩,乃至鞋履都有嚴格規定,因為服飾最能「辨貴賤,明等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晚明萬曆以後,明人的服飾發生了劇烈和顯著的變化,顯現出絢麗多姿的風采,婦女的著裝與衣飾,更是爭奇斗艷。這一時期,男子的巾帽主要有烏紗帽、網巾、四方平定巾及六合一的統帽等;婦女的服飾主要有衫、襖、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可以說,「美」入民家是明代服飾文化最為突出的特色和引人注目的社會風尚。

明代繪畫
明代的繪畫藝術,最主要的特點是畫派紛呈,名家輩出,大體可以歸結為以兩宋畫院風格為代表的院體畫和以元代黃公望、吳鎮、王蒙以及倪瓚為代表的文人畫兩大傳統的發展變異。明初在相當一段時期里,追求雍容華麗和雄勁陽剛的「院體」與「浙派」占據了畫壇的主導地位。而直接承繼元畫的文人畫傳統,一直到明代中葉,才隨著新經濟因素的發展與文人個性意識的自覺,逐步取代了「院體」的主流地位。明代末年出現了流派紛呈、名家輩出的局面,這與皇權的衰弛、城市的繁榮以及「實學」的興起不無關系。經晚明董其昌的倡導,使文人畫日益成為創作的時尚。明末,傳教士的來華,帶進了西方古典主義的油畫、版畫及其他工藝美術品,促使了中國藝術家對中西美術進行比較和對西畫方法的斟酌去取。

明代傢具
明代傢具是中國傢具史上的一個頂峰,是中國傢具民族形式的典範和代表,在世界傢具史上也獨樹一幟,自成體系,影響深遠,佔有重要地位。明代傢具多用南洋進口的優質硬木,諸如黃花梨、紫檀木、紅木、鐵木、杞梓木等,質地堅硬,色澤柔潤,紋理優美,據說很多是明初鄭和下西洋時帶回中國的。明代傢具的藝術特點是:造型簡潔,加工精細嚴謹,顯得精緻高雅,比例合度,整體與局部、局部與局部很和諧;尺度科學,符合人體功能要求;種類多,造型豐富;重點裝飾,少而精。具有很高藝術水平的明代傢具,對中國乃至世界傢具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代瓷器
明代制瓷業以景德鎮為中心獲得了傑出的發展。主要成就是:景德鎮瓷胎繼續沿用了元代的「二元配方法」,創造了「脫胎」瓷器。石灰鹼釉基本形成,發明了吹釉法,釉下青花術普遍發展起來,它不但是景德鎮,而且成了全國瓷器生產的主流。在低溫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釉上彩,達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成化(1465~1487)時期還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鬥彩相結合的新工藝。單色釉技術有了較大提高,永樂、宣德時期的銅紅釉,充分顯示了明代窯工的高超技藝。除江西景德鎮外,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晉南的法華三彩,也都反映了明代制瓷技術的傑出成就。景德鎮和法華三彩採用牙硝為助熔劑,是一項重要貢獻。明代還發明了階級式龍窯和倒焰式饅頭窯,為提高熱利用率,改善燒成條件和產品質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明代金銀器
明代金銀首飾業比之前代有重大發展,出現了花絲工藝。花絲工藝是用很細的金銀絲編織,堆壘成首飾,其上再鑲嵌珍珠寶石,顯得玲瓏剔透,珠光寶氣,非常精細華貴。北京宮廷內府有花絲生產,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鳳冠就是內府所產。金冠是用極細的金絲編織成的,上有二龍戲珠裝飾,外表簡潔,裝飾精巧,工藝精細。鳳冠除用花絲鑲珠工藝外,還用點翠工藝裝飾,點翠即貼鮮明的藍綠翠鳥羽毛,龍鳳呈祥,金碧輝煌,珠光寶氣,異常華貴。明代的宮廷金銀飾物,器皿還有金花釵、雙鸞金簪、金壺、金爵、金盞、金碗、金盤、金匙、金盂、金粉盒等,大多鑲嵌珠玉,表現出精緻豪華的皇家氣派。

明代琺琅器
掐絲琺琅工藝早在元代就已傳入我國,但直至明朝才得以發展,尤其是在景泰年間達到頂峰,後來人以此時之製品為標准,稱之為景泰藍。掐絲琺琅工藝有幾道主要工序,即先做金屬胎,一般採用銅胎,再將金屬絲做成花飾圖案燒焊或膠粘於胎上,形成框格樣的凹陷,然後將琺琅釉葯填充其間。經燒制後使琺琅熔化至完全透明並略帶藍色或綠色。如果在熔融時再加入用於著色的各種金屬氧化物,就可製成各色琺琅。經過多次燒制和填充琺琅料,再經過打磨等處理,就成為景泰藍工藝品。明朝時製造的景泰藍品種擴大,既實用又美觀。明代掐絲琺琅器專門由御用監承擔管理燒造,以滿足皇家的廣泛需用。現存品種有爐、盞、瓶、盒、軸頭、蠟台、尊等。

Ⅷ 明朝服飾有哪些特點

明裝與唐裝相比,在於衣裙比例的明顯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長,逐漸拉長上裝,縮
短露裙的長度。衣領也從宋代的對領蛻變成以圓領為主。明代女裝上衣是三領窄袖,身長三尺有餘,露裙二三寸,即所謂「花冠裙襖,大袖圓領」。當時揚州流行一
明朝服飾
種新式樣:女衫長二尺八寸,袖子寬一尺二寸,外護袖鑲錦綉,冬季鑲貂狐皮。裙裝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淺淡;崇禎時期提倡白色裙。裙邊有一、二寸綉邊。明初裙寬為六幅,明末時發展為八幅、十幅。裙褶十分盛行,有細密褶紋,也有大褶紋。褶紋裝飾十分講究。有一種名為彩條裙,每條選用一種顏色緞,每條色緞上綉出花鳥紋飾,帶邊鑲以金線可成為獨立的條帶,將數條這樣的各種彩條拼合在腰帶上,就成為彩條飄舞的裙子,因此取名「鳳尾裙」。有的還將整塊緞料用手工做成細褶紋,取名「百褶裙」。一種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還有一種特殊式樣的帔子,由於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這種帔子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得此名。到宋代將它列入禮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較為普遍,它的形狀宛如一條長長的彩色掛帶,每條霞帔寬三寸二分,長五尺七寸,服用時繞過脖頸,披掛在胸前,由於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墜子,因此越發顯得挺拔高貴。
命婦服飾
古代留存至今的資料中,大部分是宮廷中命婦著裝形象。命婦著霞帔時,在用色和圖案紋飾上都有規定。一般在大紅底色的大袖衫上披掛霞帔時,要用深青色綉花霞帔,品級的差別主要表現在紋飾上,如下分別列數。
一、二品命婦霞帔用蹙金綉雲霞翟紋(即長尾山雉)。
三、四品命婦霞帔用金綉雲霞孔雀紋。
五品命婦霞帔用綉雲霞鴛鴦紋。
六、七品命婦霞帔用綉雲霞練鵲紋。
八、九品命婦霞帔用綉纏校花紋。
明代的褙子的紋樣與霞帔在品極差別上基本相同,只是八、九品命婦用團花,不用纏枝花。明代使用褙子面很廣。按身份來分有兩種類型;貴族使用的褙子,在禮節性場合為合領大袖對襟形式;平民做為常服就採用直領小袖對襟形式。
還有一種出自元代的無領對襟馬甲,又稱"比甲",是宮廷中皇後的專用服式。後來逐漸傳入民間,擴大了服用范圍。比甲盛行於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婦女的偏愛。這種"比甲"從形式上看與隋唐時期的半臂有淵源關系,後來清代出現的馬甲,就是這種比甲的變形。
明式服裝的另一個特色是襟上佩佳飾物,並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種 飾物。其中垂掛在胸前的叫"墜領";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來有響聲的叫"禁步",這些佩飾統稱叫"雜佩"。另有一種特別的佩飾,是在一條金鏈上,以環相連掛著四件小物件:即鑷子(是一種一頭固定,一頭張開的鐵制小工具用以夾取細毛之用,人稱"毛鑷子")、牙簽(剔牙之用)、耳挖子(挖耳用的小勺)和小刀,均是些婦女的生活實用品。
《明會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書,其中記錄貴族女裝用料均為"各色紵絲綾羅紗隨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則受限制,即便是禮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並且禁止用金綉,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綠色和桃紅色等淺淡的顏色,而禁止使用大紅色、鴉青色和明黃色等濃艷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年還規定,商賈之家只能用絹布制裝,農家可以使用紬紗和絹布。
明代男裝以方巾圓領為代表形式,儒生所著襕衫與當今舞台上京劇書生的服飾極為相似。其特點是寬袖、皂(黑)色緣邊,青圓領、皂絛軟巾垂帶。腳夫和搬運工則著青布衫褲,青布長手巾,上衣沿寬邊,足著草制的靸鞋。官服是雲緞圓領袍,另有外加雲緞外套的穿法。這種袍長離地一寸,袖長過手,袖椿(指袖身)寬一尺,袖口寬九寸,足著大紅色履為典型式樣。

Ⅸ 求明初服飾文化

關鍵詞:服飾文化特徵;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萌芽
服飾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體現,也是一個社會和時代進化的晴雨表。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從生產、供銷到消費諸環節都發生了與傳統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異動傾向,呈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徵,本文試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禮越制的突破性

服飾不僅僅具有穿著打扮的實用價值,在封建社會還是一個人社會地位、貴賤尊卑的標志。早在戰國時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宮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漢時賈誼又詳細闡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新書》卷1)的意義,因此這個原則一直根深蒂固縈結於歷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幾乎成了每一個創業繼統之君安邦定國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其文化意蘊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復衣冠如唐制」的詔令,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服飾的形制、質地和顏色都作了嚴格規定:士民皆束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2]
兩年後朱元璋覺得四帶巾不盡完善,「復制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綉錦綺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錢裝飾,違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間婦人禮服惟紫,不得金綉,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水晶、香木」[5]。為了確保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洪武十三年(1380)頒布的《大明律》特設「服舍違式」條,對於越級使用服飾的行為作出嚴厲懲處:「若常服僭用錦綺、絲、綾羅、彩綉……及將大紅銷金制為帳幔、被褥之類,婦女僭用金綉閃色衣服、金寶、首飾、鐲釧及用珍珠綠綴,衣履並結成補子蓋額纓絡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飾鐲釧者,事發,各問以應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服飾器用等物並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較大的調整,並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至此,明代服飾制度基本成型,其規定之嚴密,范圍之廣泛,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里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飾制度,是因為這些繁縟苛刻的規章建構起了明初等級森嚴的政治體系,建構起了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服飾文化氛圍: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製。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7]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於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繭綢,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為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1]
這種文化氛圍的突出特徵是單調、保守、拘謹、呆板,而明朝中後期服飾的「去朴從艷」、「僭擬無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來的禮法道德秩序,則是其最重大的社會意義所在。
自明中葉以降,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富商大賈不再甘於禮制的約束,憑藉財勢恣意享樂,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風尚的嬗變。這股風潮濫觴於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時期,如湖北安陸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魯少機械」,「衣無綺紈之飾」,此後則「聲名漸辟,文物轉盛,生齒繁多,機心蝟起」[9]。
浙江新昌縣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論貧富,皆遵國制,頂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極儉素;後漸侈,士夫峨冠博帶,而稍知書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綺靡之服,金珠之飾」[11]。不過當時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傳統的生活程式仍佔主導地位,少數人的標新立異尚未對整個社會風尚構成強烈的震盪。作為商品經濟新時代的開始,或者說具有改變傳統社會生活模式性質的風俗變遷,是從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間開始的,萬曆(1573-1619)時臻於極盛,明末仍有餘流。入清以後一度中折,經過清初的休養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態復萌。
早在弘、正之際,禮科都給事中周璽(?-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首飾則濫用金寶,娼優下賤以綾緞為絝,市井光棍以錦綉緣襪,工匠技藝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蒙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民間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學家李夢陽(1473-1530)也說:「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綉綺……其富與王侯埒也。」[13]揚州商人資本雄厚,更是「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及諸攤錢之戲。」[14]著名學者顧起元(1565-1628)還以其親身見聞概括了南京的風尚變遷:「正、嘉以前,南都風尚厚為醇厚……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後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紺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15]但是正、嘉以後的變化,如同風雲際會瞬息萬變,他借用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中的一句話來說明:「今京師貴戚,衣服、飾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之甚矣。」進而感慨「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風在閭左,富戶甚於縉紳」[16]。連山東博平縣這樣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絝」[17]。鄆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實敦厚,易於治理,此後卻「竟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市宦」[18]。江西永豐縣從前「男子惟綢布土縑,富者間衣文綺,以襲以布,謂之襯衣,士非達官,員領不得輒用絲,女子服飾視貧富以為艷朴」,但嘉靖中葉卻是「不以分制,而以財制,侈富逾節者亦既多矣」[19]。同時的南直隸六合縣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無等,婦女高髻長衣短裳,珠綺之飾頗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青履遊行市中,庶氓之家則用羊腸葛及太倉本色布,此二物價謙而質素,故人人用之,其風俗儉薄如此」,但萬曆時「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絝襪,亦皆純采……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於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於駔會庸流、幺么賤品,亦帶方頭巾,莫知厲禁。其徘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雲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21]。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22]的現象:在南直松江,「奴隸爭尚華麗」,「女裝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士宦漫無分別」[23];在河南內丘,「門快輿皂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為村富所竊,而屠販奴隸亦有著雲履而白領緣者」[25]……檢閱明朝中後期史籍,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所以萬曆時曾任吏部尚書的張瀚(1513-1595)這樣總結說:「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盪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准確明了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服飾方面的心態,成為今人研究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徵的不刊之言。
這種公然的僭禮越制居然成為「人不以為異」的社會風尚,除了富商大賈的興風作浪之外,具有特別身份的士大夫階層的攀比、競爭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人把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歸結於「豪門貴室,導奢導淫」,[23]「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26]。如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政治上銳意改革,生活上卻極盡奢靡,「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尚」;工部郎徐漁浦,「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抒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無少差錯」[27]。在這種價值導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競相以奢侈,「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28],終於蔚為一代時尚,向明初確定的禮法道德秩序展開了猛烈的沖擊。
朱元璋曾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首飾的式樣作了明確規定,但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卻是新式新制,變幻莫測,已大大沖決封建網羅,詳見下文。
朱元璋曾嚴厲禁止官民百姓服飾僭用龍鳳紋,違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邁」、戰功顯赫的德慶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龍鳳紋而被賜死)。酷肖龍袍的蟒衣(少一爪),只有內閣大臣受皇恩賞賜才有資格穿著,佩玉腰帶則只有三品以上高級官員才能享用,違者比照僭用龍鳳紋擬斷。但在明朝後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繳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29],甚至連小小的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帶,衣麟蟒」[30]。當時人總結的「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人:其一為勛戚,如散騎舍人不過八品芝麻官,卻「皆衣麟服,系金帶,頂褐蓋」;附馬庶子按例當為庶民,然「其衣亦如勛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其二為宦官,「輒衣似蟒、似鬥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珠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其三為婦女,「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綉,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31],與公侯補綉毫無二致。
朱元璋曾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文武百官視事辦公的常服——團衫,其前胸後背均綴用金銀綵線綉成的飾服,稱為「補子」,其服遂名「補服」,以標識品級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駙馬綉麒麟、白澤(傳說中能言、通達萬物之情的神獸),文官一品綉仙鶴翩翩翱翔,二品綉錦雞安然漫步,三品綉孔雀沖天著地,至九品則綉鵪鶉覓食草叢,未入流的雜職官綉練鵲。至於教坊司樂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紅綠褡禣,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教坊官由於「近墨者黑」,亦被視為「有溷清流」。然而這個嚴密的等級體系卻在明朝後期被沖開了一個大缺口,「向聞教坊官綉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32],甚至樂工的裝束也是「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於經常出入交際場中,完全突破了只許穿劣質衣服的禁令,「倡優服飾侈於貴族」[34],並領導著時裝潮流,新式新制,世間爭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猶勝於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特別是秦淮名妓的服飾,號稱「時世妝」[36],更為世人所模仿。本來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賤民,如今卻成了時裝潮流的領袖,這當是明初肉食者們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嚴格規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淺色」,不得穿閃光錦綺,首飾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後期,大紅禮服「以為常服,甚而用錦緞,又甚而裝珠翠矣……寢淫至於明末,擔石之家非綉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裡衣不華」[37]。當是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7]的現象蔚然成風,國家律令被置若罔聞,「巾服違制之禁,視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強權約束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已變得軟弱無力,封建等級體系被徹底打亂,這是明朝中後期服飾變遷所蘊含的最重大的社會意義。
二、追逐時髦的流變性
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大抵說來,質地由低廉樸素轉向高貴華麗,顏色由淺淡單調轉向鮮艷紛繁,式樣由規整刻板轉向新奇復雜,而且變換周期短促,極力追求時髦,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接,成為中國古代服飾史上最豐富多彩的發展時期。
以河南太康縣為例,「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余,士夫不減**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雲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綾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時的福建建寧縣,「男飾皆瓦籠帽,衣履皆絲,時改新樣;女飾衣錦綺,被珠翠,黃金橫帶,動如命婦夫人」[40]。
萬曆初年的南直隸通州,「衣長,裙闊,領寬,腰細,倏忽變異,號為時樣」[21]。尤其是東南都會南京,在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詭制,日異月新」。僅一小小的頭巾,就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等名目,質地則有帽羅、緯羅、漆紗、馬尾紗、龍鱗紗等品種,「至以馬尾織為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鞋子在以前只有雲履、素履,萬曆時又有了方頭短臉、鞋、羅漢革及、僧鞋等樣式,「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據親身經歷記載松江的服飾變遷,既顯得真實可信,且可見其追逐時髦的勢頭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為諸生,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戌(萬曆十四年,158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時,皆用細練裙褶,老者上長下短,少者上短下長,自後漸易兩平,其式即皂隸所穿冬暖夏涼之服,蓋胡制也。後改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氣衣,皆以練為度,亦不多見。隆、萬以來,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綾絹花樣,初尚宋錦,後尚唐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名四朵頭,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羅·初尚暖羅、水圍羅,今皆用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矣。其他紗綢,更易不可勝計。[23]
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靜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員燕居冠戴,京官則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地方則各省方面官及府州縣官才有資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餘人等不得濫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忠靖、進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設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隸廣平府也是「忠靜之制,雜流、武弁、驛遞、倉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學子羨其美觀,加以金雲,名曰凌雲巾」[34]。至於上文涉及的瓦籠馬宗帽,又稱瓦楞帽或瓦楞馬宗帽,以馬牛尾編結而成,范濂也記載了它在松江地區的流變:「瓦楞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馬宗,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23]而萬曆中葉浙江海寧縣的瓦楞帽僅「所值一二錢,雖丐者亦用」[43],逐漸走向普及化。
在這股追逐時髦的潮流中,有三種文化事象值得大書特寫:一曰地域中心。以蘇州為代表的吳中地區,由於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服飾最為新潮,引起周圍地區乃至全國各地的關注,遂成為時代風尚播布的策源地。時人謂蘇州「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44];「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45],以至於有「吳俗奢靡為天下最」的說法。這種地域擴散性對於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會熱衷穿著,刻意打扮,把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曰名人效應。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風流雅緻的士大夫,知識淵博,見聞淹洽,而且擁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較考究,往往想方設法追求較多的物質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學家陳繼儒(1558-1639,號眉公)慣於標新立異,「每事好制新樣,人輒效法」,他所制戴的頭巾被當時人稱為「眉公巾」[46]。著名書畫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裝式樣日新月異的形勢下,別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種用松江紫花布縫制的道袍,這種衣服本是當地的「送終之服」,但因為他是名人,人們非但不以為怪,反爭起模仿,「一月而變國俗」,致使「布價驟高」[47]。這種對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後期的服飾不斷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婦女優勢。古代婦女由於社交活動相對較少,拋頭露頭的機會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規戒律對她們的約束往往不易湊效,這就使得婦女服飾的爭奇斗妍具有一種天然的優勢,而且往往不顧經濟實力,竟尚虛榮。時稱「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48],「男子僭於外,法可以禁止,婦女僭於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於此尤難。原其始,大約起於縉紳之家,而婢妾效之,寢假而及於親戚,以逮鄰里。
富豪始以創起為奇,後以過前為麗,得之者不以為僭而以為榮,不得者不以為安而以為恥。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余,遂成流風,殆不可復」[37]。這種風氣的感染性極強,從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隸隆慶州「士民竟以華服相誇耀,鄉間婦女亦好為華飾」[49]。南京婦女服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發者,或以金銀絲,或(以)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裝程式也很難墨守陳規,時間稍長就被淘汰,萬曆初年猶十餘年一變,萬曆中葉就縮短為兩三年一變,「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51]。
至於松江婦女服飾的變遷則更為復雜,范濂記載說: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員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年少者用頭木匝,綴以團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員領,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員,並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蝶鬢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絞絲燈籠簪,兩邊西番蓮俏簪,插二三對,發股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支,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余,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綉,尚推紗,近又尚大紅綠綉,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包頭不問老幼皆用,萬曆十年內,暑天猶尚馬宗頭箍,今皆易紗包頭,春秋用熟湖羅,初尚闊,今又漸窄……以包頭不能束發,內加細黑馬宗網巾,此又梳裝一幻,而聞風效尤者皆稱便矣。[23]
其形色之詭異,名目之繁多,變換之迅速,並不亞於現代商品社會,明朝中後期服飾之追逐時髦的風尚於此可見。
松江婦女服飾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後期男女服飾漫無區別的社會現象,與此相適應,有的地方則出現了男人服裝女式化的風氣:「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富貴公子衣色大類女妝,巾式詭異難辨。」[42]浙江桐鄉縣「自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若輩皆好穿絲綢縐紗湖羅,且色染大類婦人」,「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於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詩來譏刺說:「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52]崇禎時浙江烏程縣也頗為「佻達少年以紅紫為奇服」[53]。這種「厭常喜新,去朴從艷」的行為,表明當時人們追逐時髦的風尚達到了極點,他們已不再僅僅滿足於服裝式樣的更換和用料的華美,而千方百計尋求更加新奇怪異的刺激。甚至連偏遠的四川洪雅縣也是「婦女好為艷妝,髻尚挺心,兩袖廣長,衫幾曳地;男子則士冠方巾,余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為之,謂之涼帽,與有喪得同」[53],雖然怪誕離奇,卻被奉為時尚。浙江湖州一帶,「以前富貴家女妝止重金寶,今仍制巧樣,金寶卻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標新立異,獨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雖遁身空門,卻心系紅塵,「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55],受世俗的影響亦自不淺,恰好應驗了當時人的感嘆:「習俗移人,捷於影響,甚可畏也!」[42]
由於社會風氣普遍講究穿著,一些經濟實力並不富裕的市民也趨之若鶩,竟尚虛榮。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7]。甚至連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趕一番時髦:「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以來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必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制,與豪華公子列坐……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馬宗布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麥,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23]在這種風尚導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時代潮流,就會受到別人的輕賤蔑視:「不衣文采而赴鄉人之會,則鄉人竊笑之,不置之上座。」[21]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迅速轉換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改變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動積極地投入時代潮流之中。
三、審美情趣的世俗性

審美情趣是人類精神風貌的體現。任何服裝的圖案紋彩,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工藝手段,而總是寄寓著一定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服飾從商周時代起就顯露出色彩有所象徵、圖紋有所寓意的民族風格。隋唐以前的服飾圖案主要是模擬自然景物,最常見的紋飾有雲朵、花鳥、幾何紋、纏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階層含蓄的審美情趣。
這種恬淡、寧靜如同田園詩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後期受到了猛烈的沖擊。明朝中後期服飾本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必然反映新興市民階層獨特的審美情趣,具有明顯的世俗性。
這個時期的服飾圖案在色彩上講究鮮艷濃郁,構圖方式則趨於豪華繁縟,將若干種不同形狀的圖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許多寓意豐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當地展示了世人對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嚮往和追求的心態。
例如將芙蓉、桂花和萬年青畫在一起,稱為「富貴萬年」;將蝙蝠和雲朵畫在一起,稱為「福從天降」;將鷺鷥和芙蓉畫在一起,稱為「一路榮華」;將駿馬、蜜蜂和猿猴畫在一起,稱為「馬上封侯」;花瓶里畫三支長戟,叫做「連升三級」;金魚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滿堂」;蓮花配上鯉魚,叫做「連年有餘」;麥穗、蜜蜂和花燈湊在一起,名曰「五穀豐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圖案構思巧妙,含義雋永,名字優美,把長期積淀在中國古代民眾心底深層的求祥和、祈富達的種種希冀,都化做了美觀生動的圖案再現於方寸之間,即使目不識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當地抒發了他們的寄託和情感[56]。
四、服裝生產的商品性
16世紀的明朝中葉,盡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占統治地位,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生產結構的變化,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促使社會生產各部門更加商品化。僅就服飾生產來說,從原料的種植到絲棉的紡織,以及成品的供銷諸環節,都無不打上商品經濟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國傳統的衣服用料是絲綢和葛麻,分別為上流社會和下層平民所使用。宋元以來特別是明初以來推廣的植棉業,在明朝中後期趨於興盛,「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57]。由於棉布具有產量高、紡織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結實耐穿等優點,而且印染縫制也簡便易行,所以迅速成為最主要的服裝原料。松江的小農以織布為業,日成一匹,投入市場的棉布竟數以萬計,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號稱「衣被天下」;浙江嘉善縣居民「燃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地紡績棉紗,「日可得紗四五兩」,涓涓細流也匯成巨大數額,故當時有「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①[58]之謠。但當地的棉花遠遠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山東、河南的農田則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區源源不斷地提供原料。時謂「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盡歸商販」[59],說明其產品全部投入了市場,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鉛山市場上出售的服裝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絲、綾緞,湖廣的羅田布,嘉興的西塘布,以及蘇州青、松*江、南京青、瓜州青、連青、紅綠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廣孝感布、臨江布、信陽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書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紗、凈花、子布、棉帶褐子布、布被面、黃絲、絲線、紗羅、各色絲布、杭絹、綿綢、彭劉緞、衢絹、福絹,等等,琳琅滿目,「皆商船往來貨物之重者」[60]。創作於嘉靖末萬曆初的《皇都積勝圖》,畫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僅有布匹、綢緞、皮毛等服裝原材料,而且還有衣裳、冠巾、靴襪等成品在鱗次櫛比的貨攤上出售。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署名「實父仇英制」的《南都繁會圖卷》,也反映了明朝後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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